实际上,我所了解的仅仅是它的基本状况,当真正去拍摄的时候,我会发现影像的展现方式和文字展现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在做研究和民族志时,文字的论述很多时候都是非常准确、非常清晰的,不能说作者连作者自己都没搞清楚,既然去调查了,就应该搞清楚。但是影像的呈现方式不一样,因为多义性、歧义性是影像最重要的特点。日本一位纪录片导演叫想田和弘,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他说,我们要保持影像在影片里的多义性,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放低我们的身段来尊重影像本身。所以其实文字和影响的差别蛮大的。公园抢椅子,从人性的角度揭示了战争存在的必然性;警察捉天使,表达了导演对和平的存在形式的个人看法,即和平就是一场闹剧后剩下的两个字;鸟与人,实际上展现的是种族关系,也为后来在纽约碰壁埋了伏笔,种族这层屏障,连爱都打不破,何况成吨的血与泪呢;出租车上黑人得知他是巴勒斯坦人的极度兴奋,表达的是作者对宗教的反思,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自古为兵家之地,所谓“圣城”更是由无数白骨堆积而成,千百年来将亚欧人民紧密连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播,实际上伴随着无数的杀戮和征服,而苏莱曼在出租车上所受到的突然其来的尊重,便正是踩在这些杀戮之上的结果;车底下藏的花,从主题上来讲,从时间与历史的关系角度理解或许更为妥当,而且也很好的呼应了占卜者对巴勒斯坦未来的预言,即警察与偷花贼都忘记的真相,只有站在高楼上的,并且与这件事毫无关联的苏莱曼得以看见。巴黎,是一个处处有巴勒斯坦的影子,却偏偏不是巴勒斯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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