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礼:谈到这里,你们可能也已经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无法把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扯开关系的,没办法把它们彻底分开。实际上在1895年电影产生没几年后,整个影像的创作有两个分流,一个是保持了我们所谓的纪录片的传统,另一个可能进入了所谓虚构电影的脉络。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志电影这个脉络其实又是慢慢从纪录片里分离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要问民族志电影的“妈妈”到底是谁?实际上还是纪录片。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叫它民族志电影。至于观众的看法,陈思诚也没什么执念,“一个作品拍完了,从上映那天开始,它就不是你的了,它已经是你跟观众的连接,你跟时代的共谋了。”无论观众将抛出什么样的评论,他的态度只有一个,“我接受,所有观众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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