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英雄叙事的影片中,女性人物往往被塑造为“被凝视”的位置,被男性观看,为男性提供视觉快感,当然这里的男性包括剧中的男性人物,也包括剧外的男性观众。回顾美国早期的英雄叙事电影中的女性往往都是以男性主体人物的伴侣出现,她以客体的功能被塑造,用情感关系激发男性主体人物“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英雄行动,她们经常被设定为身处陷阱,然后等待着英雄主体人物的营救,最后只需要献上自己的拥抱和热吻以表感谢,她们的剧作功能也就完成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消防救援题材电影始终紧扣的主题。在影片中,创作者有意为主要角色设置情与理的冲突:《逃出生天》中弟弟阿强与哥哥大军因观念不和而产生间隙,但在面对火灾险情时,早已退役的阿强还是选择与哥哥一起营救被困的民众;《救火英雄》中有着创伤后遗症的森sir冒着得罪兄弟的风险坚持排查隐患,努力克服心理障碍,践行前辈“我们消防员不是要救火,而是要救人”的嘱托;《烈火英雄》中消防员江立伟放下妻儿前往最危险的地方,在完成任务后壮烈牺牲;《惊天救援》中的消防队长以极其严苛的标准要求消防员训练,以不近人情的态度拒绝未婚妻的请求;《紧急救援》中高谦在儿子手术与前线救援的两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救援任务的成功与儿子手术的成功交相呼应,“大团圆”结局既满足了观众的观影期待,也使得父子亲情与国家大义由对立走向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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